口述历史:我们亲历主体税种的重大改革

更新:2019-11-23 13:04:33浏览:3521

简介:作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我被调到项目小组,主要衡量价格调整对税收的影响。经历所得税改革79岁的易云河是原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的监察员。所得税作为主要税种,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改革,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这一宏伟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为最重要的照片之一,税务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照片、哪些重要的经历和灵感?国家税务总局离退休干部局的离退休干部将向您介绍新中国税收的进展情况。

参与增值税改革

傅桂华,66岁,曾任国家税务总局流转税管理局助理巡视员。

1953年,我出生在丹东,离朝鲜只有一条河。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我从一个茅头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197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做税务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开始尝试增值税改革。当时,我们对产品的每一个生产和销售环节都全额征税,不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为了推进增值税改革,1980年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选择广西柳州市的机械农业机械行业作为国家增值税改革试点,并派人进行了价值调查和测算。我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坐火车去柳州两天两夜。那时,为了尽快开始工作,我们买了所有能买到的票,所以我们一路坐到柳州站,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下公共汽车的时候差点摔倒在站台上,因为这两天我吃不下也睡不着,当我双腿发软跪在站台上时,我感到恶心。然而,我们年轻人当时很开心,因为大学毕业后,我为能参与到全国的税制改革工作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企业填写数据,计算和总结,最后写一份报告。各企业必须填写一年的产品销售和纳税情况,以及工业原材料的购买情况(如机械行业购买的钢材、消耗的电力等)。),同时计算分配给每种产品的原材料比例,从而确定扣除额,制定合理的增值税税率。我们在柳州呆了两个月。柳州从三月到五月已经酷热难耐。那时,没有空调。我们住的招待所只有吊扇。由于空气湿度高,招待所的墙壁上布满了水痕。那时,更别说电脑了,没有计算器,只有算盘。男同志基本上是赤手空拳,用毛巾擦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柳州增值税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成功,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增值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计划取消门票分配,调整纺织品价格。国家物价局需要衡量纺织品价格调整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我被调到项目小组,主要衡量价格调整对税收的影响。几天之内,我将编制相关报告,计算各省各种纺织品的税收变化。工作开始后,物价局给了我一大堆国家数据。我设计了自己的表格,填写了数据,收集并整理了数据。我住的招待所房间是我的办公室,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把书桌拖到床上,坐在上面工作。我躺下睡觉直到午夜,有时甚至不能洗脸。那时,吃饭是个问题。如果我吃到一半,我不敢离开我的桌子,因为我害怕数据会被弄乱,这会导致彻底的失败。此外,至少要花半个小时吃饭。我真的不能忍受拖延它。所以我请室友的同志帮我把馒头和泡菜带回来,等我计算完了,我只要吃几口就行了。就这样,我几天没有离开家,最后成功地完成了工作。

过去的几年很匆忙。我珍惜这些奋斗的日子。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不会退缩,而是有勇气承担任务,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会前进。

经历所得税改革

79岁的易云河是原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的监察员。

20世纪60年代,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内蒙古包头的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工作。198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当时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工作,这开启了我人生旅程的又一个崭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税收调控和分配的功能。所得税作为主要税种,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改革,我也参与其中。

一是制定个人收入调节税条例。1986年初,我被调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集体企业所得税司,并很快参与起草了《个人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为了了解该税种的税源状况,了解基层税务机关和社会的建议,我去了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进行调研。由于任务的紧迫性,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国家税务总局内部讨论了此事,并提交财政部批准。

虽然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出台比较顺利,但在实际征管中却遇到了太多的问题。为此,我们与多个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加强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这在当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每年,我们定期组织税务局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改进措施,提出“消除征收差距”的目标,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应在规定时间内消除辖区(市)、县、乡(镇)个人所得税征收差距。当时,没有实名制税收制度,个人信息难以掌握。这些措施更适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制定民营经济的税收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被提上日程。

这项工作属于我的集体企业所得税部门。在赴江苏、浙江、福建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调研的同时,我们正在制定《民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述条例草案得到起草、提交、批准和发布。《条例实施细则》颁布后不到半年,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制定和颁布了《私营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和《私营企业会计制度》。

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增加就业、扩大出口、为国家赚取外汇和贡献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够参与制定私营经济所得税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的全过程,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好机会。

多年忙于税务研究

俞可杰,85岁,原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司长。

我来自江苏无锡。1953年,他去苏联莫斯科金融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从事工商税收和海洋石油税收工作。1988年国家税务总局成立后,我担任地方税务局局长。1996年退休后,我在中国税务学会工作,曾两次担任中国金融学会执行理事。我在1958年、1973年和1994年直接参加了税制改革,参加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和《工商税务条例(草案)》的起草,并主持起草了《土地增值税》初稿和其他几项暂行地方税收条例。

1957年,我去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参加工商税务的相关工作。盐税最初由轻工业部征收,后来返还给国家税务总局。余强同志原在轻工业部负责征收盐税,后来也调到国家管理局。后来,我们俩负责这项工作。我见过地方盐、海盐、井盐和盐的税收。当时,山东寿光县还不是一个蔬菜基地,海盐在这里晒,海滨布满盐滩,井水咸咸的。很少有人从外面进去。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场大辩论。当时,人们发现沿海地区有油田,但是石油部门对是否开发有很多争论,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或人才。有人认为找外国人发展是背叛,等于给外国人资源,但不找外国人发展是不可能的。后来,决定对外开放。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和伊朗的公司都来了。198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海洋石油税务局,后来更名为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我去那里工作了。

海洋石油税务局是一个副部级单位,最初由财政部领导。该部负责人亲自组织建立了该局制度。上海、天津、湛江、广州设立了四家分公司,广州分公司也在深圳设立了收款处。在早期,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与外商接触,讨论如何发展和分配他们。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纳税。后来,决定使用“分配石油”的方法。提取的石油比例将交给外方,其余部分将属于我们,包括税收。几年后,我们还收取了版税。

在开征新税的过程中,我们地方税务部门的同志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土地增值税等。1994年税制改革前夕,国务院领导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当时,我在北京负责起草一些地方税暂行条例。

经过几十年的税务工作,我一直记得我的党员身份,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和我的使命。我和总局及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一起,不断地调查研究,深入实际,钻研业务,为祖国的税收事业贡献微薄之力。

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初衷没有改变。

苏卢晓,73岁,前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助理巡视员。

自1978年底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涉外税收管理也不断完善。坚持依法纳税,遵循国际惯例,为改革开放服务,一直是涉外税收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实施和管理单独的外国税制到统一税制下的国际税收管理,虽然所管理的税种和内容在不断变化,但上述基本原则没有改变,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初衷也没有改变。

1979年底,为适应改革开放,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了涉外税收管理司,其职责是统一协调处理涉外税收事务。当时,整个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只有69人,而我们部门的人员较少。1980年初,我从交通部公路局调到这里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27年来,我一直在国外(国际)税务相关职位工作。

回顾国外(国际)税收的发展,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任务。

首先,确立税收法治理念和税收法治原则。

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了中国市场。如何解决税收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当时,利润被转交给国有企业。对于外商,国家决定采取税收的形式参与外国企业的利润分配。既然通过了税收,就必须有法律依据。从一开始,涉外税收就牢牢建立在税收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那些有法律的人将被征税,而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的人将不被征税。这对促进中国税收法制发挥了巨大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于1980年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解决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问题。1981年颁布了《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解决了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问题。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中外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税收待遇、税率水平、减免税优惠等方面存在差距。与此同时,国内对统一税率和统一税收激励的需求也在增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全国人大于1991年将上述两部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制定并实施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在我参与了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在改革开放和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税收的法律原则都是不可改变的。

第二,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的原则,中国起草了税收协定范本草案。

改革开放之初,税收协定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此前,中国在国际航运协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定等协定和协议中仅包含一些与税收有关的条款,没有单独的税收协定。

改革开放后,税收协定在避免或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漏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要起草中国的税收协定范本草案,我们必须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经合组织模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联合国模式也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到1983年,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制定了中国税收协定范本草案,以便利税收协定的谈判,从而降低间接投资收入的税率并允许税收抵免。1981年,中日首次成功举行税收协定谈判,积累了经验。1983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了第一个外国税收协定。

第三,国外(国际)税收管理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开创了许多先例,为税收征管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例如,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纳税申报单后,在设计国外纳税申报单时,我们增加了“宣誓”的内容,实行了宣誓制度。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研究制定了涉外税务检查、审计和反避税条例,并统一颁发了涉外税务检查证书。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首先研究了先进的计算机方法在国外税收征管中的应用,并开发了反避税信息软件和征管软件。

第四,在国际组织合作平台的帮助下,不断提高国际税收管理水平、合作水平、交流水平、相互学习水平和共同治理水平。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税制改革,推动改革成果的落实和推广。

税收征管需要一生的时间

王绣现年72岁,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

1968年,我从北京来到山西省大同市插队。1972年的一天,两个招聘人员来到了公社。他们来自大同市财政局。虽然当时财政局的工作机制不清楚,但我还是先申请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被分配到更偏远的口泉第三税务所。在此之前,大同市税务局没有女同志在农村收税和从事野外工作。我们是第一批在农村工作的女性税务管理人员。这样,在有经验的税务官员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去企业查账和征税,还去农村对卖瓜子和蚕豆征收临时营业税。在不断的实地工作经验下,我成为了该局业务的骨干,同时还负责主要税源大同水泥厂的征管工作。

后来,我从口泉分局调到大同市税务局。当时,税务管理仍然与税务管理在一起。1987年,我从大同调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行政司。

改革开放回到北京的这些年来,我明显感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税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

在税务管理部门,我已经工作了13年。1997年,国家税务系统加紧努力,在将税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征收和管理以及基层方面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同年,税务管理部门分为三个部分,成立了税务稽查局和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2000年,我被调到信息中心担任主任,同时担任信息办公室执行副主任。直到2007年退休,我一直在努力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退休后,我仍然关注税收行业的变化和发展。传统的税收征管互动模式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一个优质、高效、统一的现代税收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作为一名前税务员,我感到非常欣慰。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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